这一次流泪是因为感动

洪升华xiangchu

三十年后，再听钱钧的《圣洁的背影》
——兄长如灯，照我写下《户口》

　　2026 年在北美中秋节的子夜，窗外月色如水。我有幸看到钱钧先生亲自朗读《圣洁的背影》的视频。这篇感动了几代读者的散文名篇，在问世三十年后，又一次经由作者自己的声音，穿过十八分钟的光影，抵达我的心灵深处。

　　夜色寂静，我独自听着、看着，几度热泪盈眶。

　　当那些熟悉的文字从作者本人的声音里缓缓流出，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武汉的深夜：一辆红色富康穿过昏暗的街巷，一个从小被告知“母亲已经去世”的年轻人，偶然帮助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却在命运猝然转身的一刻发现，那位病弱而善良的母亲，竟是自己失散二十多年的亲娘。

　　他明明已经走到母亲身边，却不敢立即相认。因为他觉得自己满身匪气，没有文化，辜负了母亲多年的想念，也配不上母亲心中那个聪明、体面、会写文章的儿子。于是，他远赴北京，发疯似的读，发疯似的写，只想以儿子的名义，为母亲写出一篇《背影》，再堂堂正正地回到她身边，跪下来喊一声：“妈妈！”

　　三年之后，文章终于写成，母亲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含笑离世。当他满怀希望回到武汉，等待他的，只剩下小蓉臂上那道刺目的黑纱。汽车在郊外的夜色中飞驰，他一遍遍哭喊：“妈妈，我回来了……”可是，一个儿子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呼唤，再也追不上母亲远去的背影。

　　这就是《圣洁的背影》。署名“浪一”的作者，正是与我惺惺相惜二十余年的兄长——钱钧。

　　一九九六年，这篇作品发表于《读者》第七期。三十年过去，世事翻覆，媒介更迭，无数文字来了又去，它却依旧能够让人泪流满面。因为真正抵达人心的，从来不只是华美的辞藻，而是一个人对母爱、错过、悔悟与生命尊严最深切的体恤。

　　一个能够写出如此文字的人，心中必有柔软，灵魂深处也必有悲悯。认识钱钧兄长二十多年，我知道，那不是文学的装饰，而是他为人的底色。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钱钧先生，是在深圳五洲宾馆。

　　那时，他是《知音》杂志社的重要负责人，经常往返广州、深圳、东莞等地采访调研。为邀请我的好友、《深圳特区报》记者王默然加盟《知音》，他来到深圳；也因为默然，我与钱钧兄长结下了一段绵延至今的缘分。

　　此后二十余年，我们聚少离多。我几次去武汉，大多只是匆匆相见。然而，真正的友情，从来不以相聚的次数衡量，也不会因山河阻隔、岁月流逝而褪色。

　　钱钧兄长待人正直、善良、真诚，温厚而不失原则，谦和而自有风骨。他从不以身份示人，也很少把情义挂在嘴边，却总会在朋友需要的时候，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喧哗，没有张扬，却让人觉得可靠，觉得温暖。

　　二〇一四年秋天，我即将远赴美国，他特意从武汉赶到广州为我饯行。那一夜的灯火与不醉不归酒席，至今仍温暖着我的记忆。人生的远行，总有一些送别令人难忘，只是为我送别的人不仅目送我的离开，也把一份牵挂留在了我的余生里。

　　后来，我在亚特兰大购置房产，因眷恋荆楚文化，劳烦他与忠义兄从湖北省博物馆为我定制了一套重达数百斤的青铜编钟复制品。漂洋过海之后，这套编钟陈列在异国的家中。每当我轻轻敲响它，回荡在屋宇之间的，不只是古老楚地庄严悠远的礼乐之声，也是我与兄长跨越山海的深情对话。

　　有一年，我的高尔夫教练Hunter回到武汉。我远在美国，只给钱兄发了一条信息：

    “钱先生，近日如果方便，请拨冗会见湖北才子黄守廷博士。”
   
      一声托付，他便放在心上，像接待自家亲人一样热情照应。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并非只有一次。

　　人到中年以后才渐渐懂得：真正贵重的情义，不在席间的豪言壮语，也不在顺境中的觥筹交错，而在漫长岁月里那些看似寻常、实则从未缺席的关照；是在你开口时，他认真倾听；在你远行时，他默默牵挂；在你迷惘时，他愿意为你点亮一盏灯。

　　钱钧兄长给予我的，不只是二十多年的友情，还有一位资深编辑对一个写作者命运的成全。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我萌生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我想写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半生，也写一位单亲爸爸带着孩子闯荡的艰辛：从湘赣边陲黄丰桥的山沟沟出发，走进攸县县城，再辗转株洲、长沙、昆明与重庆，最终南下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打拼创业；后来又远赴南洋，从柬埔寨到越南、泰国、新加坡，在陌生的土地上经历希望与挫折、相逢与离散；最后横渡太平洋来到北美，继续承受漂泊者的孤独与哀伤，也继续寻找人生的出口。

　　我想把这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写成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历险记：写一个普通人如何一次次离开故乡，又一次次在梦里回到故乡；如何从农村户口追寻城市户口，从故乡走向异乡，从身份证明追问生命归属；更想借一个人的命运，写出时代大潮中无数小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尊严与伤痛、爱与乡愁。

　　这个愿望太大，我既激动，又惶惑。我把自己的经历与构思一点一点讲给钱兄听。我原以为，这位见过无数作者、编过无数作品的资深编辑，会首先告诉我，写成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有多么艰难。

　　他却一直耐心地听着。听完之后，他用一贯沉稳而厚重的语气对我说：

　　“书名就叫《户口》吧。”

　　“升华，你不要先想着写作技巧，也不要刻意去创作文学。你只要把自己半个世纪的闯荡经历，把你追寻户口、追寻身份、追寻归属感的故事，慢慢讲出来就好。”

　　他还鼓励我：

　　“故事长在你的脑子里，别人抢不走。”

　　“你只管娓娓道来。”

　　就是这些朴素的话，为一部书命了名，也为一个迟疑的写作者定了心。从那以后，《户口》不再只是我心中一个模糊的愿望，而成为我必须走完的一条路，也成为我愿意用余生去完成的一部书。

　　每当写作陷入困顿，每当我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我都会想起钱兄当年的声音。那不仅是一位名编辑对一个写作者的指点，更是一位兄长在我人生低处伸出的手——是理解，是信任，是鼓励，更是对一个后来者最深情的托举。

　　如今，在北美的中秋子夜，再听他亲自朗读《圣洁的背影》，我忽然明白，这篇传诵三十年的名作，与我漂泊北美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户口》，在精神深处竟有一种命运般的呼应。

　　《圣洁的背影》写的是一个儿子追赶母亲、追赶失落亲情的脚步；《户口》写的是一个普通人追赶身份、尊严与故乡的漫长一生。

　　一个追赶母亲远去的背影，一个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一个写迟到的呼唤，一个写漫长的归途。写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在无情的岁月中不断追问：

　　我从哪里来？

　　我属于哪里？

　　这一生最不能辜负的，究竟是什么？

　　钱兄曾写下一个儿子永远追不上的背影；多年以后，他又站在我的身后，鼓励我写下一个漂泊者寻找归途的故事。

　　这或许就是文字最温暖的传承：一篇作品照亮了几代读者，一位兄长又点亮了另一个人的写作人生。当年那个想为母亲写一篇《背影》的青年，后来成为一位有温度、有担当的新闻人和编辑；而他随口说出的几句鼓励，又使一个远在北美、半生漂泊的人，有勇气提起笔来，写下自己的《户口》。

　　人生漫长，我们会遇见许多聪明的人、成功的人，却未必能够遇见一个真正懂你、信你，并愿意在你尚未写成的时候，就看见你心中那部书的人。

　　于我而言，钱钧兄长正是这样的人。

　　他的善意不是一束耀眼而短暂的聚光灯，而是一盏在岁月深处长久亮着的灯。二十多年风雨往来，无论相隔武汉与深圳，还是远隔重洋，那盏灯从未熄灭。它曾照亮我的远行，也始终照着我一笔一画，走在写作《户口》的漫漫长路上。

　　中秋月圆，国庆将至。我愿把钱钧先生亲自朗读的《圣洁的背影》，郑重推荐给每一位珍惜亲情、相信真情的朋友。

　　请用十八分钟，安静地听完这个故事。也许你会流泪，也许你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某个渐渐远去的背影，想起一句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感谢，想起一个等待你早日回去的家。

　　愿我们在钱钧兄长的声音里，再一次懂得母爱的圣洁、亲情的珍贵；也懂得人生有些话必须及时说，有些拥抱不能等待，有些恩情必须铭记，有些归途更不能一再迟延。

　　更愿借此文，向与我惺惺相惜二十余年的才子兄长深深致谢：

　　感谢您当年写下《圣洁的背影》，让无数读者为之落泪；感谢您后来为《户口》命名，让我找到了自己一生要写的书。

　　您写下了母亲的背影，而在我的生命中，您也留下了一位兄长正直、善良、真诚而温暖的背影。

　　灯火虽远，光芒犹在；山海虽隔，知音不负。

　　兄长如灯，照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