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成这样，还过个屁年！

洪升华xiangchu

往事并不如烟。
      我的好友程益中先生——中国著名报人、资深新闻工作者与媒体产业高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的主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今日在纽约分享了一段视频：那是我在深圳阳光带海滨城居住时的老邻居、老朋友苟骅先生，对于幼军先生的采访。
　　也正因此，我得知于老新书《感怀山西》已然出版。恍然回首，今年恰是我于2005年6月，在湖南省委九所三号楼送别幼军先生整整二十年。时光流转，人事沉浮，往事忽然扑面而来，令人百感交集。
　　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既是对被时间覆盖的记忆的一次郑重回望，也是对几位老友、几段旧事的深深感怀。

搞成这样，还过个屁年！原山西省长于幼军新书揭秘事件来龙去脉
　　“搞成这样，还过个屁年！”——这句在网上广为流传、带着痛心与愤怒的“狠话”，被许多人视作于幼军当年考察矿区棚户区时对官僚主义的当场痛斥。需要说明的是：这句话是否为逐字原话，网络长期存在不同转述；但它所指向的那种“面对民生窘境的震撼与急迫”，在他的新书《感怀山西》（书稿内容披露）里，被更完整、更可信地还原出来——不仅有情绪，更有行动路径；不仅有愤慨，更有兑现承诺的工程与制度安排。
　　2005年10月中下旬，时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赴晋北调研，行程包括对同煤集团的矿井与生产组织考察。上午下井所见，设备与管理并不落后，汇报里的产量、效益也可观，团队情绪本应“顺”。转折发生在返城途中：车窗外山坡上，一片低矮破败、层层叠叠的房屋映入眼帘。随行人员解释那是“矿工棚户区”，不在计划点位且午饭时间已到，建议先回城。但于幼军坚持停车下去看——这一“临时决定”，后来改变了几十万人的居住命运。
　　棚户区的现实，远比“贫”更刺人：狭窄曲折的小道像绳索把窝棚捆成一片；石棉瓦、旧铁皮作顶，石头半砖泥巴垒墙；多数住户没有上下水、没有独立厕所，冬天去公厕要在风雪里排队。最让人难堪的是“挤”：十几平方米里住着七口人，母亲与五个女儿挤在一张炕上，父亲夜里把两条长板凳拼起来当床。有人用民谣概括那种日常：“屋里小半间，头顶能见天，四世同堂住，睡觉肩挨肩。”这些细节，让“矿工的生”第一次以触手可及的方式，压过了会议室里关于“矿工的死”（事故数字）与“安全指标”的抽象讨论。
　　真正击穿他情绪的，是规模：仅大同一地，棚户区与采煤沉陷区合计约三十万人。于是出现了书稿中最有力量的画面之一——“马路边上的现场办公会”。他没有上车吃饭，而是把省、市与企业负责人当场拢在路边，明确提出“砸锅卖铁也要干”，并立下不可动摇的目标：五年左右，让矿工与家属整体搬入新区新楼房，说到做到、取信于民。回到太原后，他第一时间向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汇报并获得支持，工程随即从“情绪反应”进入“治理工程”。
　　摸底结果同样触目：全省煤矿棚户区涉及18.67万户、53.76万人，需新建住房1214万平方米，资金约160多亿元；若叠加沉陷区治理，牵涉近百万人、投资再上百亿。对当时财政吃紧、长期依赖转移支付的山西省而言，这是一场硬仗。但关键在于决策逻辑——不等中央拨款“指哪打哪”，先自筹、先动手、先破题。
　　2006年元旦后，于幼军冒着零下二十多度风雪再赴大同：夜里开座谈会听矿工意见，第二天在企业办公楼里连续一天半推方案，最终敲定“矿工新城”路径：大片规划用地、数以千万平方米计的住房规模，医院、学校、幼儿园、商业与文体设施同步配套，三个月内拿出规划报批推进。资金则采取“五个一点”——省、市、县（区）、企业、工人共同分担。面对部分地方“喊穷”，他“撂狠话”压缩非必要行政开支：若拿不出改造资金，三至五年内不得公务出国考察、不得更换增置公务车、不得公务接待用白酒，纪检监察与审计监督执行。此举的治理含义很清晰：把“嘴上为民”换成“预算为民”，让财政纪律服务于民生优先级。
　　结果也极具象征意义：2006年4月17日工程奠基，217天昼夜奋战，2007年2月首期基本竣工，373栋住宅楼群拔地而起，安置两万余户、六万多人。春节前，他走进新居，与退休矿工老焦一家包饺子、举杯庆贺；他写道，那是自己“最高兴、最舒心的一杯酒”。从“棚户”到“新居”，矿工得到的不仅是砖瓦水电，更是被看见、被尊重的尊严。
　　更难得的是“离任后的责任”。2007年调离山西后，他仍牵挂新区建设质量与社区生活。2010年回访矿工新城时发现：医院学校商业都齐了，唯独缺文化活动空间。他随即承诺捐出自己著作《社会主义五百年》版税建设社区文化中心，并在2011年底捐出首年160万元版税，带动各方捐赠图书、电脑、器材。2013年10月，“南风轩”在恒安新区开放，阅览、书画、舞蹈、棋牌、乒乓等功能齐全，免费面向矿工与家属。他还破例题写匾额——把“住房改善”延伸到“精神生活”，让工程不止于迁居，更通向社区与人的完整生活。
　　因此，那句“搞成这样，还过个屁年！”无论是否为逐字原话，它之所以穿透多年舆论，是因为它对应着一种稀缺的治理品格：对痛点的直视、对惰性的震怒、对承诺的兑现、对群众的长期牵挂。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一句粗话，而是它背后那条清晰的链条——看见苦难、把它变成政策、把政策变成工程、把工程变成普通人能触摸的日常。这样的“学者温度”与“官员担当”，才是这段历史最有分量的注脚。